易武庆春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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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武普洱茶号的历史上，留下了石屏籍茶商深刻的烙印。在众多的普洱茶号中，庆春号创办人许飏鹍在民国易武的历史上书写出了浓墨重彩的章节，留下了既慷慨悲凉，又哀婉动人的故事。

壬寅年孟夏，到访易武。相约邹东春先生与聂素娥老师夫妇一同前去拜访普洱大家何作如先生。何作如先生居住在田坝村的一栋别墅里，经常笑言：“这栋别墅是我出让了一片号级古董茶后盖起来的，装修完毕之后还剩了十万元。”何作如先生不仅是一位享誉业内的普洱茶收藏大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普洱茶学者，更是一位重视实践出真知的实业家，多年来在易武亲身指导茶农遵循古法加工普洱茶，慷慨出资，在田坝村入口处修建寨门，深受人们的敬仰。

近年来，何作如先生长居易武，每次拜访何先生都有不同的收获。聊至兴起，他还会拿出自己珍藏的号级古董茶，供大家近距离欣赏。他还专门为自己心目中的易武茶号做了一个排序。何先生酷爱读书，书房、客厅等处，各类书籍随处可见。随手翻阅，书上都有他亲笔所作各种标注。为了探究清楚号级茶，他广泛收集各种文献料，诸如家谱、传记等稀见内部资料尽行囊括。更令人钦佩的是身体力行，遍历各家茶号，实地探寻，访问后人，获取了大量一手的资料。并不吝向后学传授，谆谆教诲。正是在何先生的家中，看到了一本名为《茶山儿女》的小书，作者是庆春号创办人许飏鹍先生的后人许康龄先生。看到我对此书产生了兴趣，何作如先生说：“许康龄先生住在景洪。”并将许康龄先生的联系方式告知了我们。

在易武的日子忙碌而充实，相约易武茶叶协会郑明敏会长同访易武茶文化博物馆。在馆藏的众多文物中，有一方民国二十七年(1938)所立“兴修石乌龟一带县道功德碑”。统览碑文可知，这在当年属于地方上的一件大事，官、商、民等都被卷入了这项工程。其中捐资的主体就是易武的各家茶号，诸如源利昌、乾利贞、同顺祥、守兴昌、福元昌、泰来祥、兴顺祥、同庆号、庆春号等，纷纷以茶号或者个人的名义捐了钱。其中，庆春号创办人许飏鹍以时任区长的名义捐了款。

而后，在易武同兴号与郑明敏先生茶叙。郑明敏先生收藏了一整套《勐腊县文史资料》，随手翻阅资料的过程中，又看到了许康龄先生为纪念他的父亲许飏鹍所写的文章。由此，越发萌生了对许飏鹍与他所创办的庆春号的兴趣。

从茶山返回景洪市后，决意联络拜访许康龄先生。几经思量，勐海福元昌主理人聂素娥老师主动承担起电话联络事项。当电话接通，聂老师用家乡话热忱地问候许康龄先生，两人用版纳方言熟络地攀谈起来，约定第二天上午见面。为此，聂老师不得不推迟了原定给自家员工召开的会议。聂老师的安排体贴周到，专门安排司机将许康龄先生接到了位于告庄的福元昌体验店。年届八旬的许康龄先生身形消瘦，精神矍铄，一见面就提及说：“如果不是当地熟人的电话，通常不会接。看在聂老师也是在当地教学出身，才答应来见面。”从事了一辈子教育事业的许康龄先生，语言表达能力极强，数说起往事如说家珍。许先生笔耕不辍，以往发表的文章汇集成了《茶山儿女》一书，并将随身带来的一本亲笔签赠给聂老师留念。

大家边喝茶边聊天，随着攀谈的不断深入，许先生感叹说：“因为携带不便，有些资料都放在家里。”在征得了许先生的同意后，我们偕同许先生回到他的家中。许先生非常有心，自己重新编修了家谱，并将一大家子人的照片汇集成了厚厚两本影集。其中最为珍贵的一张民国二十二年(1933)，父亲许飏鹍同一家人在易武老宅门前的合影。照片中一家人的衣着打扮，流露出日子过得富足，方才有条件请人拍照，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件奢侈的事儿。许先生说：“合影是一个侄女偷偷保存下来的。”几十年过后，给后人留下了个念想。

许康龄先生出生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在他出生前一个月，父亲因公殉职。大姐许美英当年尚在昆明读书，未能回易武。后来结识并嫁给了飞虎队成员贺哲生，最后辗转侨居美国。年过九旬的夫妇二人，先后终老于昆明。一九七七年，大姐许美英给许康龄邮寄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并在照片背后写下一段充满亲情与挂念的文字。照片中的许美英，时年五十六岁，仍然风姿绰约，尽现大家庭出身的知识女性风范。

许康龄留在易武的二姐许美珠，小学毕业后就帮助父母料理家务，初婚时所嫁做生意的丈夫何殿元被镇反(后被平反)，再婚嫁给转业军人黄成章，历经磨难后于七十六岁患病去世。三姐许美兰小学毕业后，在普洱接受医训班后参加工作，嫁于思茅党校教员赵嘉德后，度过了风风雨雨，得以安享晚年，直到八十七岁过世。

许飏鹍生前，送长子许永龄回老家石屏读书，直到高师毕业后，重又回到易武。在父亲被难后，协助母亲料理自家的茶叶生意。建国后，仍然一度担任易武小学校长的职务。后来由于出身和政治背景问题，解职回家务农，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岁时过世。许康龄先生感叹大哥遭遇的命运磨难：“一个知识分子，留着他教书有什么不好呢?”

相比起来，许康龄的二哥许延龄年甫二十五岁被镇反(后被平反)，三哥许锡龄刚满十八岁就因病去世，二人更属不幸。四哥许希龄高小毕业，十四岁就参加劳动，进入体制内工作，负担起一大家子的生活费，赡养老母，抚养幼弟，积劳成疾，五十三岁就过世了。

作为遗腹子的许康龄，一出生就没有了父亲，母亲悲痛之下没了奶水，靠着邻居大嫂的哺育度过婴儿期。之后，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二姐、四哥等家人的共同抚育下得以长大。在高小毕业，才满十三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人，步行五天到景洪求学。说起当年他父亲许飏鹍参与修建的道路，直到他年少时还是往来易武的通道。当我把自己亲笔誊抄在本上的“兴修石乌龟一带县道功德碑记”拿出来给他看时，许先生非常欣慰，指着碑文中的“猛户、乃颡、勐醒、那毒”说：“这些都是沿路上傣寨的名字，当年都曾在这些寨子中借宿过。”

许康龄先生师范毕业后，年方十七岁就投入了教育工作。深入偏远的乡村，创办小学。而后经过进修，又参与创办了中学。从教生涯中，一直奋斗在教学第一线。担任过三届西双版纳州政协委员。如今年届八旬的许康龄先生身子骨十分硬朗，这无疑得益于他良好的生活习惯。直到退休后，积极投身各种体育活动，担任过乒协理事长，在比赛中获过奖。

许康龄先生撰写的《茶山儿女》一书中总结：自父亲许飏鹍于民国二年(1913)，从石屏进易武茶山，百年沧桑，我们许家人已经在茶山繁衍了四代人，是易武茶山的山山水水，哺育了我们许家四代人，我们都是易武茶山的儿女。

与许康龄先生的一番访谈，让人感慨万分。现实中间的人们，总是会以为历史都是停留在纸面或者是铭刻在石碑上的文字，距离当下人们的生活十分遥远。孰不知，历史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往事并不遥远，当我们试图去了解历史的时候，那些看似在隐藏在故纸堆里泛黄纸张上记录的文字，那些铭刻在斑驳石碑上的碑文，与亲历了世间风雨的老人家的口述，相互扣合印证之后，它的真实面貌开始愈发清晰，重新显现出鲜活生动的影像。

数日之后，乘坐高铁离开西双版纳返回昆明。临窗而坐，望着窗外起伏的山峦，时或映入眼帘的蜿蜒河流，时不时会出了神，恍惚间觉得置身于铃儿响叮当的茶马古道上，伴随着一路飘香的普洱茶，从熟悉的原乡走向未知的远方。

回到昆明之后，联络上了晓德书屋的主人李峻先生，相约两位书屋的主理人茶世恩、姜雨希一起，每日里就是泡在书屋中喝茶聊天。数说起此番在茶山上的见闻，李峻说“我想起了一个人，介绍你们认识一下。”立马抄起电话打了过去，没过多久，就召唤来了李路老师。此前看过李路老师写的文章，深为其通过一手的档案资料作出的扎实论证所叹服。共同的爱好，语多投机，相谈甚欢，获得了很多启发。晓德书屋是当下最受业内人士青睐的普洱茶文化交流场所，概因其收集有种类丰富齐全的茶类书籍，尤以涉及到普洱茶的文献为最，其中不乏稀见善本、孤本书籍，乃至于作者手稿。尤以两本《镇越县志》《镇越县志稿》恰好有我所需要查证的资料。

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廷割让猛乌德给法国(今属老挝)。民国二年(1913)，原车里宣慰司治下所余十一版纳迭经改组。先是在柯树勋主政时期，改为普思沿边八区。民国十六年(1927)，普洱道尹徐为光改为八县区。民国十八年(1929)，经云南省政府批准，并经调整，易武裁并于镇越县。次年，易武成为镇越县治署地。民国二十三年(1934)，镇越县奉令分区自治，划分全县为四区：以易武土司地为第一区，猛腊土司地为二区，猛捧土司地为三区，猛仑土司地为四区。进入民国后，普思沿边本质上推行的仍然是“土流共治”。猛腊、猛捧、猛仑，仍然委任的是大小土司头目管理地方。

《勐腊县志》记载：清光绪元年(1875)，易武富商同庆号老板将女儿嫁于土司，联姻缔缘，结为嫡亲，富商变为山主。民国十年(1921)土司死后，同庆号老板将土司的土地、茶山据为己有，并行使土司特权，同庆号成了易武的土司衙门。

《镇越县新志稿》记载：易武土把总伍树勋，民国十年卒，乏嗣，由弟元袭供职未袭。元袭死，民国十七年，因绝嗣，废除土司。由地方官绅，呈奉核准，土司地归公。

两相对照不难发现，自民国十年起，属于易武土司的权柄逐渐让渡给易武同庆号刘氏家族。自民国十七年起，易武各家茶号在内的绅商分享了易武土司的权利。这自民国二十三年起，镇越县分区自治中显现无疑。汉族绅商迅速填补并掌控了易武地方的权利，许飏鹍任第一区区长，黄启周任第一区团长，王少和任县府科员，车尚义任易武镇长，向式谷任易武镇副镇长，黄耀周任漫秀乡长，胡发兴任麻黑乡长，万顺昌任漫撒乡长，杨树勋任漫腊乡长，曹定元任漫乃乡长，刘葵光受县府命主办仓储。

民国二十七年(1938)，时任镇越县长赵思治倡修石乌龟一带县道。具体的事项交由黄启周、黄映中叔侄办理，黄家出资超过工程款三分之一，易武各家茶号大都捐资以助。许飏鹍提议赵思治为竣工后的功德碑写一篇序文，慨然允诺的赵思治撰文以记，经手勒石立碑的黄映中则把原本是许飏鹍的提议归到众绅商的名下。经由对照《镇越县志》《镇越县新志稿》两书所录碑文，两者之间的差异，显现出上下级之间人情世故的深浅。

自清季以来，易武向以产茶而闻名。民国时期，镇越县第一区下辖的易武、漫撒、漫腊、漫秀、漫乃、麻黑等地，仍然以产茶闻名。来自石屏籍的汉人云集，专事采制茶叶，商号林立，收购贩运茶叶。自抗战开始，内忧外患，世道艰难，茶路阻塞，茶业大受影响。

《勐腊县志》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茶叶销路被阻，茶价频频下跌，茶商连年亏损。民国三十年(1941)，联兴号、余文昌、庆春号、同昌号先后关闭，同顺祥迁回石屏另谋生路，茶商纷纷破产。

《勐腊县志》中还有一张民国十九年(1930)易武茶商统计表，其中所记：庆春号经营者许阳春，资金一万元，年经营茶叶一百担，营业额两万元。

梳理了史志资料的线索后，还是留下了许多疑问。许康龄先生撰写过多篇文章记述他的父亲许飏鹍与庆春号的事迹，分别被《勐腊县文史资料》《西双版纳文史资料》收录。2007年，许康龄先生编撰了《许氏家谱》，2016年编印了一本小册子《茶山儿女》。在许康龄先生的文中，涉及到他的父亲许飏鹍，多次出现了关键时间节点的不一致。后经与许康龄先生的面对面访谈，大致梳理出了他的父亲许飏鹍一生中重大事件的脉络。

清光绪十八年(1892)，许飏鹍出生于石屏县帽盒乡朱旗冲，幼时读过私塾。民国初年，伴随同乡到易武茶山谋生，积攒下资本后创立了庆春号。民国十九年(1930)，庆春号经营茶叶的数量与营业额在当时易武的众商号中，尚且数的上。民国二十三年(1935)起，出任镇越县第一区区长，所辖的就是原易武土司地。民国二十六年(1937)响应时任镇越县长赵思治的倡议，参与修造石乌龟一带县道，提议时任县长赵思治为竣工后所立功德碑写下一篇序文。赵思治在文中特意指出了这一点，但这一笔被当时财大势强的黄氏族人从碑文上略去。仅以许区长飏鹍捐银十元出现在功德碑捐资人的名单中。对于易武众商号来讲，这几乎算是最后的辉煌。短短几年后，多家商号先后关闭。民国三十一年(1942)，攸乐山暴动，镇越县瑶族起而响应，阻断商路。身任第一区长的许飏鹍亲往安抚，作为国民党官僚，许飏鹍被杀。两年之内，先是庆春号关闭，而后许飏鹍被难，许氏一门几乎陷入绝境。其时在昆明读高中的长女许美英，不敢回易武奔丧。长子许永龄担负起家庭的重任，接续做些茶叶生意，在镇越县政府谋求任职，维持家庭的生计。之后数十年期间，许飏鹍的夫人吴氏又接连经受了三子病故、次子被镇反、长子劳改、三女儿被划右派等变故，她还要抚养遗腹子。十四岁的四子早早去参加工作，二女儿靠着当会计、做缝纫的微薄收入维持家用。动荡的岁月里，平凡世界里的芸芸众生，遭逢的都是死生叵测的命运。

一座茶山，一条老街，一家茶号，一个家族，一段往事。如今，当我们回望普洱茶号的历史，不独能从中看到普洱茶的兴衰起伏，亦能感受到人生命运的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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