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的时代秀(上)

茶的历史   普洱茶   时代 发布:2022-05-26 阅读:249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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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我们会看到,其实普洱茶已经陪伴了我们数百年,它可能以不同的名姓及样貌在我们的身边,只不过作为身处云南边地的小茶种,难以进入史官的法眼。所以,在清代前,我们难以在正史中见到普洱茶的踪影,只是散见于一些文人的风物文章中。

直到清代才有阮福的一篇小文《普洱茶记》为普洱茶命名。所以,我们很难系统地去学习普洱茶的历史,当然这并不妨碍大家热爱普洱茶。我们从普洱茶的历史长河里拎出一些关键词来,让大家能够用最快的速度厘清普洱茶历史的脉络,当然这些脉络都是粗线条的,笔者在此算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的有识之士,对普洱茶的历史做出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明代:“普洱”两个字出现

普洱茶得到命名,是在明代。

普洱茶的出现,和普洱建制的设置直接相关。今普洱市中心地区思茅区、宁洱县一带,宋代大理国时期称为“步日部”,先属威楚府,后划归蒙舍镇管辖;元代改“步日部”为“普日部”;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改“普日”为“普耳”,属元江军民府之车里宣慰司地,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称“普洱”。因普洱产茶,这里的茶,就被称为“普茶”或者“普洱茶”。

地理标识的出现,虽让普洱茶获得了最初的身份证,但仅仅凭借一个原产地的“普洱”名号,尚不足以让普洱茶成为名茶。明代是我国古代制茶发展最快、成就最大的一个重要时代。这一时期,茶叶在技术革新、茶种等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明朝洪武元年,朱元璋废止了过去的一些蔽制,在茶业上立诏置贡奉龙团,这对制茶技艺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在明代,通过一系列统治制度的建设和大规模移民政策的实施,明朝中央政府实现了对云南的直接统治,云南的社会经济文化在此时期获得了重要发展。这一时期,也是云南茶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其重要标志就是,云南开始出现了一比较有名气的茶类,如昆明的太华茶、大理的感通茶和湾甸茶、永宁“剪刀粗茶”、车里的“普茶”和昭通的“乌蒙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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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茶中,普洱茶的名气越来越大,逐渐盖过了其它茶类,成为云南茶的代表。万历《云南通志》载:“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有车里一头目居之。”还只是简单说明车里的“普耳”一地产茶,而万历年间博学广识的谢肇淛在《滇略》一书中则已经提到云南“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这说明当时在云南流通全省,销量最大的当属“普茶”。而明末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更有“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的重要记载。这里的“西番”就是指西藏。这说明在明代,普洱茶除了行销云南全省之外,主要销售地点就是藏区。此外,方以智的记载还值得留意——这是“普洱茶”一名最早见于文字的记录。

此外,在明代,普洱茶还形成了自己最具代表性的制作工艺——“蒸而成团”的团茶。也就是说,在明代,普洱茶工艺初步成型,成为压制茶。这一工艺,一举改变了明代以前普洱茶的粗糙样貌。而普洱茶的主要原料——大叶种茶,也是天然最适合制作紧压茶的茶种。普洱茶若以散茶、绿茶的形态出现,在早已被内地茶、江浙、福建茶定义了的中国茶谱系中,作为大叶种茶的云南茶毫无优势可言,不仅形态粗陋,而且霸气的味道也很难让人接受。而一旦蒸压成紧压茶,原先的劣势就成了优势,不仅形态美观,而且味道通过蒸压工艺和一定时间的陈放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开始甘爽可口了。正是因为紧压团茶的制作工艺展示出了普洱茶的优点,普洱茶开始成为贡茶,受到朝廷赞赏,除了藏区之外,每年还有少量普洱茶销往内地,天启年间达到了每年400多担。

正是在明代,普洱茶得到命名,获得了自己的身份证,惊艳亮相。但普洱茶得到命名后,直到清代,才进入自己古代时光里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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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普洱府”的设置

清代在云南建立更加巩固的统治,茶叶市场进一步扩大,普洱茶获得了更大发展。清顺治十八年,清政府同意五世达赖喇嘛的要求,在北胜州(今丽江永胜)建立茶叶市场。清乾隆十三年,丽江府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丽江建立茶市,商人领引后赴普洱府买茶贩往“鹤庆州之中甸各番夷地方行销”。其时,贩茶入藏,每驮抽税银四钱五分,年解银三百七十九两五钱二分,相当于八百四十三驮。藏区对茶叶的大量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云南的茶叶生产,普洱茶开始作为大宗商品开始大量进入藏区,进入内地。为了规范市场,清政府规定云南藏销茶为七子饼茶,每七圆为一筒,重七七四十九两。据《清朝通典》记录,当时政府每年发茶引三千,每引卖茶一担,则每年卖茶3000担,每担是100斤。清代每斤重是596.82克,则每年由政府课税后销往内地和藏区的茶叶有179吨。普洱茶商贸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内地人到六大茶山种茶、贩茶。其中石屏人很多到了易武茶区,他们的后裔现在仍在易武茶区种茶、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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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普洱府的设立,进一步扩大了普洱茶的生产和贸易,极大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清政府在西南地区推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政策背景下,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雍正同意,于雍正七年(1729年)正式设立了普洱府。普洱府辖宁洱县、威远厅(今景谷)、他朗厅(今墨江)、思茅厅(管辖今思茅区及六大茶山)、车里宣慰司。车里宣慰司本来管辖十二版纳地,设普洱府时将江内六版纳归普洱府直接管辖,车里宣慰司辖区只剩下江外六版纳。普洱府成立的同年,还在思茅设茶叶总店负责管理六大茶山茶叶贸易及相关贡茶事宜。普洱府的设立,扩大了普洱茶产区,尤其是将车里宣慰司管辖的江内六版纳,也就是今日版纳州勐腊县境内所谓的“古六大茶山”地区划归普洱府思茅厅,使普洱府成为茶叶的集中产区,也使普洱府的政治中心普洱府城(今宁洱县城)、思茅厅一带成为普洱茶最重要的集散地。

阮福《普洱茶记》,普洱茶的命名之作

在中国,一种真正的名茶,是离不开诗词歌赋的。一种茶,如果仅只停留在普通人的生活日用层面,而得不到社会上流阶层,尤其是文人雅士的认可和青睐,并进而将其镶嵌在诗文里面,是不可能获得精神文化的因子,真正成为名茶的。普洱茶成为名茶,同样走过了相似的道路。清朝中叶之前,虽然有过明代谢肇淛、方以智、清代檀萃、曹雪芹等著名文人的书写,但他们的书写是零散的,影响力尚较为有限。名重天下的普洱茶在期待着一位有心的著名文人,为它写下第一篇专门介绍的文字。道光六年丙戌(公元1826年),25岁的阮福写下《普洱茶记》这篇800余字的小文,奠定了普洱茶成为名茶的基础。

普洱茶在当代复兴之后,各类与普洱茶有关的文章、书籍大量出版,可谓汗牛充栋,阮福的《普洱茶记》一定是被引用最多的,尤其是开篇第一句“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这既是为普洱茶定位,也是对普洱茶在清代中期时在中国茶格局中的真实地位进行描述。在清代,普洱茶已经以贡茶的身份跻身上流社会了,故宫博物院的仓库里保存上百年,至今仍然外观完好并具备品饮价值的人头贡茶、普洱茶膏等不仅真实见证了这段历史,而且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普洱茶是可以喝的古董的独特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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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茶,普洱茶名重京师

清代,普洱贡茶制度进一步完善,在大大提高普洱茶制作工艺,产品质量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普洱茶的品牌档次,使普洱茶开始成为中国的著名茶类。普洱茶成为贡茶,开始于明代,但没有形成完善制度,影响力有限。清代康熙年间,普洱茶再次成为贡茶,到雍正年间普洱府设置之后,进贡普洱茶成为云南的“成例”,也就是云南总督府的一项固定的政治义务。由于长期进贡皇宫,普洱茶成为皇帝、王公大臣的喜爱之物。皇室除了自己品饮之外还将普洱茶赏赐功臣及外国使节等。宫廷的喜好,在京城时尚潮流中具有引领作用,于是,到了雍正、乾隆年间,普洱茶就开始“名重京师”了。

那重到了什么地步呢?重到了连皇室都要把普洱茶作为宝贝,赠送给外国使节,以显示皇恩和炫耀天朝地大物博,盛产各种珍奇玩好的地步。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以马噶尔尼勋爵和副使斯当东爵士为首的800多人的使团访问大清帝国。对普洱茶来说,这次访问是一个重要插曲。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宴待英国使节团,并按照惯例在接见之后赠送了大批礼物,以显示天朝的富有和恩德。在所赐礼物中,最多的就是普洱茶,其中有普洱女儿茶、圆茶、普洱茶膏等,由此可见普洱茶在清朝皇帝心目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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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世纪末的最后一年,即公元1799年,清人檀萃撰写《滇海虞衡志》时提到普洱茶,这时的普洱茶已是“名重天下,……普洱茶所属六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的一种盛况了。此时的普洱府城,已经是一座砖砌的大城,清政府在城中设有茶局,专办“茶引”(茶的营业执照)、茶税及督办贡茶等事务。每年三千担的交易量(这只是官方法定的合法交易量,实际上交易量远不止此),吸引着来自秦陕西、山西、两广、四川、江西、两湘,以及石屏、腾越、下关、玉溪、通海、思茅等地的茶商纷纷在普洱府署宁洱城建立茶庄和商业会馆,对普洱茶进行收购、加工、精制、包装、运输等业务。

普洱茶得名于明代,鼎盛于十八世纪的清代中叶,并在这个时期登上中国名茶的文化殿堂,繁荣了百年之久。十九世纪中叶后,近代中国开始衰败,到十九世纪末,曾是中国“茶瓷丝三位一体”,代表和象征着传统中国至高无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优越地位之一的整个中国茶都开始衰落,消退了昔日的无限荣光,失去了在世界茶叶贸易上的主导地位。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普洱茶又何能幸免?光绪十三年(1908年),云南地方混乱,盗匪蜂起,贡茶运至昆明附近被匪徒抢劫一空,而早已焦头烂额苟延残喘的朝廷也无暇追究,云南地方政府也因此借机停止了交纳普洱贡茶这一事项。从此,普洱贡茶绝。而这,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古代的普洱茶,开始成为一个必将日益远去的传说。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普洱茶的时代秀》

作者丨杂花生树

原文刊载《普洱》杂志2017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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